胡惟庸很无奈的再次解释道：“共合御使民力是给钱的，这些钱原来是供养绅缙，现在地方绅缙倒了，这些钱就被共合官府这样用了。”

胡惟庸对共合政府的简单剖析在江南绅缙心头刮一阵寒风。

江南士子发现世上竟然有这样收买小民的方法，一想到共合政府用自己的家产和财路来驱使自己平时不屑一顾的泥腿子，无不心中恶寒。

程攀这样做在这些文人看来纯属是灭亡，自汉朝以来确立的儒家道统，作为文人当然要反抗，首先将程攀宣扬的土地革命这一套归类成邪门外道，至于化学和物理这些绝对正确的自然科学，这些文人倒是没有反驳，也没有说自然科学是奇技淫巧，这些文人还没有像清朝脑残一样，迂腐的鄙视这些能炼钢造炮有关于国家武备的学科。

但是江南文人很快就被程攀推出的禅让制再次震惊了，程攀根本没有将权利移交给子孙的打算，而是交给经过从基层一步步上升而来的能吏。

这些旧文人虽然认为程攀体系的官员不通文雅是粗鄙之人，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能吏，将地方管理的井井有条就是能吏明证，但是这样一来用儒学影响程攀的下一代就不可能了。

如果程攀要将权利传给子孙，就必须要让子孙学习儒学，儒学在阐述人性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一流的。

作为一个继承祖辈皇位的皇帝，他可以不会干事，但是他一定要学会管人，不会干事，有人帮忙干，最多国家出问题，但是不会管人，那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程攀再次超出这些文人的思维常理。

如果国家是由禅让的能人来做，那就不存在帝王心术的问题。

按照程攀提出的禅让制，被禅让的对象都是经过三年考察，以能力评优，以能力服人的大才。能者服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大才是无需靠帝王心术这种小手段治国的，对大才来说治国的最好方式是制定规则，依法治国而不是人治。

儒家在丧失对地方的治理权之后，又丧失了对未来高层的影响权。

这些旧文人如果不想被权利边缘化，就必须学习程攀编辑的理化书参与考试，加入程攀的体系，在共合体系中儒学绝不是晋升的必要条件。

在共合体系中就职的旧文人还能坚持儒学最大的人也就没了。

儒家掌控中国上千年的道统岌岌可危。

现在中国的儒生中还是有人才，共合更合理的治国方法以及儒家未来的状况被这些聪明人推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