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对视，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固执——希望对方优先照顾自己。这种爱意的僵持，在此时却令人心酸。

最后他们达成妥协：于晚晚白天在医院陪沈砚做康复训练，晚上回家休息，由护工值夜。同时她必须每周去两次耳鸣康复门诊。

康复训练的第一天，场面艰难。

物理治疗师教沈砚做最简单的手指屈伸练习。他的右手手指肿胀未消，每一次尝试弯曲都带来剧痛。于晚晚看见他额角的青筋突起，看见他咬紧牙关，但没发出一丝声音。

“很好，沈先生，再试一次。”治疗师鼓励道。

沈砚盯着自己的手，眼神专注得可怕。他用意志力驱使那些麻木的、不听使唤的手指，一点一点，像推动千钧重物。食指和中指勉强弯曲了十度，无名指和小指几乎纹丝不动。

汗水顺着他的下颌滴落。

治疗师离开后，沈砚靠在床头，闭上眼睛，胸口剧烈起伏。于晚晚用湿毛巾给他擦汗，轻声说：“慢慢来，第一天已经很好了。”

沈砚突然睁开眼睛，用左手抓过纸笔，潦草地写：

“不够。”

不是“疼”，不是“累”，而是“不够”。于晚晚明白，他在用修复师的标准要求自己——精准、高效、完美。但身体的修复，远比古画的修复更不可控、更挫败人心。

那天下午，于晚晚自己的耳鸣康复训练同样艰难。在一个隔音室里，医生让她听一系列不同频率的声音，并判断方向。但她的大脑像一台失准的仪器，给出的答案全是错的。

“放松，不要强迫自己。”医生说，“听觉系统现在很脆弱，你越焦虑，它就越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