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没有再写字。他闭上眼睛，但于晚晚看见他睫毛在剧烈颤抖，看见他喉结上下滚动，像是在吞咽某种巨大而无形的痛苦。他没有哭，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那种沉默的崩溃，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心碎。

天亮时，陈主任来了。老人眼下一片青黑，显然也是一夜未眠。他站在床边，看着沈砚缠着纱布的手，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小沈，画保住了。”他的声音沙哑，“我用酶溶剂和去离子水做了紧急处理，血渍基本去除了。接笔的部分……等你好了再继续，不急。”

沈砚点了点头，用左手写了“谢谢”。

“中心那边，”陈主任顿了顿，“我给你请了病假，半年。带薪的。调查组那边……正好也可以缓一缓。”

这几乎是在明示：手伤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舆论压力的缓冲。但沈砚脸上没有任何庆幸的神情，反而更加晦暗。

陈主任离开后，病房重新陷入寂静。于晚晚去打开水，回来时看见沈砚正试图用左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他的动作笨拙而艰难，杯子在指尖摇晃，水洒了出来。

于晚晚快步上前想帮忙，但沈砚用眼神制止了她。他咬着牙，一点一点调整手指的位置，终于将杯子握稳，颤抖着送到嘴边，喝了一小口水。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分钟，水洒了一半在病号服上。

放下杯子时，他的额头上已渗出汗珠。那不是因为费力，而是因为屈辱——一个曾经能在方寸之间操控毫厘的修复师，如今连喝水都如此狼狈。

于晚晚用毛巾轻轻擦去他衣服上的水渍，什么也没说。她知道，此刻任何安慰都是徒劳的。尊严的崩塌，只能由他自己一砖一瓦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