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让她去了。他派了两个警卫员跟着,叮嘱她们:“不要暴露身份,就当是普通的下放干部。”
赵一荻去的是铁岭下面的一个生产队。她住在老乡家里,跟妇女们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在食堂吃饭。她看到了很多张学良没有跟她细说的事——粮食不够吃,食堂里的粥能照见人影;壮劳力都去炼钢了,地里剩下的是老人和妇女;有些人家已经开始吃树叶和树皮。
她忍住了没有哭,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她是张学良的夫人。她只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看,默默地记。
半个月后她回到沈阳,瘦了七八斤。张学良在门口接她,看见她的样子,心疼得说不出话。
她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学良,地里的事,比你想的严重。”
那天晚上,张学良又失眠了。赵一荻陪他坐着,听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一荻,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已经在做了。调粮食、写报告、压指标。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我知道。所以我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不是我要跟谁作对,是老百姓不能饿肚子。”
她靠在他肩上,没说话。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两个人的影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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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两封信
1959年冬,张学良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写给东北各省市负责人的,是一封内部通报。措辞很正式,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冒进,把精力放在生产上,而不是报表上。
这封信后来被刘鸣九称为“少帅的底线”——他没有公开反对什么,但他划了一条线:虚的数字,他不要。
第二封信,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人不在政界,也不在军界,而是一个在北大教书的学者,叫千家驹。张学良跟他并不熟,只是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但他知道,这个人懂经济,也敢说话。
信的内容很短:“千先生,久仰。东北的经济建设,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蒙不弃,愿听高见。”
这封信是通过私人关系带过去的,没有经过任何官方渠道。张学良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但他也知道,他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
一个月后,回信来了。千家驹的回信写得很长,字迹潦草,但思路清晰。他没有客套,直接分析了东北经济的几个问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被忽视、积累率太高、消费被压缩。
信的结尾写道:“将军以实业兴邦为志,今日之困,非将军之过,乃时势使然。唯愿将军坚守务实之道,以待来日。”
张学良把这封信读了五遍,然后锁进了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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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轻工
1960年春,沈阳第一针织厂。
张学良来视察这家工厂,不是偶然的。他最近在研究一个数字:东北的轻工业占比,从1955年的百分之三十八,下降到了1960年的百分之二十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抽去搞重工业,老百姓的日用品越来越缺。
针织厂的厂长是个女同志,姓孙,四十出头,干练利落。她带着张学良在车间里走了一圈,介绍生产情况。车间里的机器大部分是旧的,有的还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工人不少,但原材料紧缺,很多机器停着。
“领导,我们有工人,有技术,有订单,就是没有棉纱。棉纱都调去支援重工业了。”孙厂长的语气很平静,但张学良听出了里面的委屈。
他走到一台停着的机器前,摸了摸上面的灰。“如果棉纱够了,你们一个月能产多少?”
“翻三倍没问题。市场有的是需求。老百姓穿的衣服,孩子的尿布,工人的手套,什么都缺。”
张学良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回去之后,他让刘鸣九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研究东北轻工业的状况。一个月后,调研报告摆在他的桌上。报告很厚,结论很简单:轻工业被严重忽视,不仅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重工业——轻工业可以为重工业积累资金,这个账没人算。
他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立即调整。”然后他把报告转给了工业厅。
马厅长看到批示的时候,沉默了很久。他知道,少帅这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但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在“以钢为纲”的大形势下,调整轻工业,意味着要跟上面的精神拧着来。
但他还是执行了。因为他知道,少帅说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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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辽河
1960年夏,辽河边上。
张学良站在河堤上,看着浑浊的河水。河水比去年涨了不少,两岸的庄稼已经被淹了一片。几个农民蹲在堤上,看着被淹的田地,一言不发。
辽河的水利工程,他提了好几年了,但一直排不上号。钱和物资都用在工业上了,农业水利能拖就拖。今年春天,他硬是从预算里挤出一笔钱,开始在辽河上游修水库。但工程刚开工,汛期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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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厅的厅长姓郑,是个老工程师,头发全白了。他站在张学良身边,指着河对岸说:“少帅,如果去年的水库修好了,今年的水就能蓄住,下游就不会淹。但现在——”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张学良的声音很低。
“不晚。今年秋天继续修。明年汛期之前,主体工程能完工。但需要钱,需要钢材,需要水泥。”
“需要多少?”
郑厅长报了一个数字。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回去想办法。”
回去的路上,刘鸣九忍不住说:“少帅,我们的预算已经很紧了。再挤,就要影响工业了。”
“工业重要,农业也重要。老百姓不能饿着肚子搞工业。”
刘鸣九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这个道理,少帅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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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一荻的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