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那你不是很累?”
他也笑了:“不累。有你陪着,就不累。”
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铁轨的气味。她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阳光照在她身上,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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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工厂
1934年秋,沈阳铁西区。
张学良站在一座巨大的厂房前,身后是刘鸣九和一群工程师、技术员。这座厂房是新建的,红砖墙,钢架结构,玻璃窗户,比沈阳城里任何一座建筑都要高大、都要气派。厂房上方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写着“东北钢铁厂”五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东北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厂,也是张学良三年建设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
“少帅,”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工程师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一号高炉已经点火成功了。设计年产量十万吨。这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高炉。”
张学良接过报告,翻了几页。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数据——高炉的高度、直径、容积,焦炭的用量、矿石的用量、石灰石的用量,出铁的温度、成分、质量。他看不太懂,但他知道,这座高炉的点火成功,意味着东北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有了钢铁,就能造机器;有了机器,就能建工厂;有了工厂,就能生产各种产品。东北的工业体系,就从这座高炉开始。
“走,进去看看。”他带头走进厂房。厂房里热气腾腾,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工人们穿着厚厚的帆布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一号高炉像一个巨大的铁塔,矗立在厂房中央,炉膛里火光熊熊,热浪扑面而来。
张学良站在高炉前,看着那熊熊的炉火,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想起那一世,在重庆的山村里,他带着工人们建工厂、造武器。那时候条件很差,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大家干劲十足。这一世,条件好多了,设备先进,技术成熟,人才济济。但那股热劲儿,还是一样的。
“少帅,”那个中年工程师又走过来,“除了钢铁厂,我们还建了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水泥厂、造纸厂。按照您的规划,三年之内,东北的工业产值要翻三番。”
张学良点头:“好。你们辛苦了。”
工程师摇头:“不辛苦。少帅,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
“问吧。”
“您为什么这么重视工业?东北是农业区,老百姓世世代代种地。搞工业,他们能适应吗?”
张学良看着那熊熊的炉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李先生,你知道为什么日本那么小的国家,能打败我们那么大的国家吗?”
工程师想了想:“因为他们的工业发达。他们有军舰、有大炮、有飞机、有坦克。我们没有。”
张学良点头:“对。工业是国家的筋骨。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东北要强大,中国要强大,必须搞工业。老百姓现在可能不适应,但慢慢地,他们会适应的。我们的孩子,会进工厂当工人。他们的孩子,会进学校当工程师。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两代人不行,就三代人。总有一天,我们会赶上他们,超过他们。”
工程师看着张学良,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深深鞠了一躬:“少帅,我明白了。我会好好干的。”
张学良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去吧。”
工程师转身走了,脚步轻快,像年轻了十岁。
赵一荻从厂房外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她走到张学良身边,给他擦脸上的汗。厂房里太热了,他的额头、脸颊、脖子上全是汗,衬衫也湿透了,贴在身上。
“学良,你也不怕热。”她的声音里带着心疼。
他笑了:“热。但看到那炉火,就不觉得热了。”
她看着那熊熊的炉火,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星星。
“学良,你说,这炉火,会一直烧下去吗?”
他点头:“会的。烧到东北强大起来,烧到中国强大起来。烧到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她靠在他肩上,轻声说:“那我也陪你烧。烧到那一天。”
他抱住她,抱得紧紧的。他知道,她会陪着他。不管烧多久,不管多热,她都会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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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外蒙
1934年冬,沈阳。大帅府。
窗外又飘起了大雪,沈阳城再次被白雪覆盖。张学良站在书房里的蒙古地图前,已经站了很久很久。这张地图是他特意让人从北平买来的,是当时最详细的蒙古地图,山川河流、城镇村落、道路驿站、牧场水源,标注得清清楚楚。地图上,外蒙古(今蒙古国)占据着大片土地,从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边的阿尔泰山脉,从南边的戈壁沙漠,到北边的唐努乌梁海,面积比东北三省加起来还要大好几倍。
赵一荻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她看到他又站在地图前发呆,轻轻叹了口气。自从秋天开始,他就经常这样站着,对着地图发呆,一站就是一个时辰,有时候甚至更久。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外蒙古。那个被苏联控制的地方,那个曾经是中国领土的地方。
小主,
“学良,喝杯茶。”她把茶递给他。
他接过茶,喝了一口,眼睛还盯着地图。
“一荻,你知道吗?外蒙古,曾经是中国的领土。清朝的时候,整个蒙古都是中国的。后来清朝灭亡了,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独立了。再后来,苏联控制了外蒙古,成了他们的附庸国。但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外蒙古的主权。民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老百姓也不承认。”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地图上那片广袤的土地。“学良,你想收复外蒙古?”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点头:“想。做梦都想。”
“那你就去做。我支持你。”
他转过身,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讶,没有恐惧,只有坚定。他想起那一世,在长安的未央宫里,她对他说:“统一天下。”那一世,她也是这样的眼神。
“一荻,收复外蒙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不会答应,日本也不会坐视不管。弄不好,会引发战争。以东北现在的实力,跟苏联打仗,还差得远。”
她握住他的手:“那就准备。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总有一天,你会准备好的。”
他看着她,忽然笑了。“一荻,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魄力了?”
她也笑了:“跟你学的。”
他抱住她,抱得紧紧的。“好。那就准备。一步一步地准备。先把东北建设好,把经济搞上去,把军队练强。然后,再想外蒙古的事。”
她靠在他肩上:“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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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布局
1935年春,沈阳。大帅府会议室。
张学良召集智囊团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刘鸣九、荣臻、鲍文樾、王树翰,还有几个新面孔。周恩来坐在张学良右手边,胡适坐在左手边,鲁迅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烟,烟雾缭绕。
张学良站在地图前,指着外蒙古。“诸位,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商量。我想收复外蒙古。”
会议室里安静了。有人惊讶,有人兴奋,有人担忧,有人沉默。刘鸣九第一个开口:“少帅,外蒙古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动手,苏联不会坐视不管。”
张学良点头:“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都要做好准备。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需要五年,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
周恩来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少帅,我同意你的想法。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收复外蒙古是正义的事业。但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苏联的势力很强,我们在远东不是他们的对手。必须等待时机。”
张学良看着他:“周先生,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时机?”
周恩来想了想:“当苏联陷入其他方向的麻烦时。比如,他们在欧洲跟德国打起来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胡适推了推眼镜,说:“少帅,收复外蒙古,不仅要考虑军事,还要考虑政治和经济。外蒙古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人口只有几十万。我们打下来容易,守得住难。必须在收复之前,做好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
张学良点头:“胡先生说得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派人去外蒙古,跟当地的王公、喇嘛、牧民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争取他们的支持。还要培养懂蒙古语、了解蒙古文化的人才。将来收复了,要有人去治理。”
鲁迅放下烟,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少帅,我补充一点。收复外蒙古,不仅是军事行动,也是文化行动。外蒙古的人民,跟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宗教。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不是敌人。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把他们吸引过来,而不是用武力把他们打过来。”
张学良看着鲁迅,心中涌起一股敬意。这个人,虽然其貌不扬,但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一层。“鲁先生说得对。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要在外蒙古办学校、办报纸、办医院,让外蒙古的人民了解中国,认同中国。这样,等我们收复的时候,他们才会欢迎我们,而不是抵抗我们。”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大家各抒己见,争论激烈。张学良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几句话。他知道,这些人的意见很重要。他们都是聪明人,有见识,有想法。他要做的,是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
会议结束后,张学良把周恩来留了下来。两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对面地喝茶。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像白天。
“周先生,”张学良说,“外蒙古的事,你怎么看?”
周恩来想了想:“少帅,外蒙古的问题,本质上是苏联的问题。苏联把外蒙古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轻易放手。我们动手,苏联一定会干预。所以,我们必须等。等苏联在欧洲陷入麻烦,等他们的注意力从远东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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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德国那边,希特勒正在扩军备战。欧洲迟早会打起来。等欧洲打起来,苏联就顾不上远东了。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
周恩来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少帅,你看得很远。你像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人。”
张学良笑了:“周先生,你说对了。我确实活了很多年。”
周恩来也笑了,没有追问。他知道,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些秘密,不需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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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渗透
1935年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
一个商队从张家口出发,经过二连浩特,进入外蒙古。商队有几十匹骆驼,驮着茶叶、布匹、丝绸、瓷器、铁器,还有一些药品和书籍。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姓马,叫马占山,是张学良派去外蒙古的。他表面上是个商人,实际上是个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外蒙古的情报,联络当地的王公和牧民。他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蒙古袍,操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看起来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
马占山不是第一次来外蒙古了。三年前,他就来过一次。那时候,外蒙古还很闭塞,老百姓对外面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苏联是他们的“老大哥”,只知道中国的军阀都是坏蛋。三年过去了,外蒙古有了一些变化。库伦城里多了几家商店,卖的都是苏联的货物——火柴、煤油、肥皂、布匹。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苦,牧民的牛羊经常冻死饿死,喇嘛庙里的香火也冷清了不少。
马占山在库伦城里租了一间铺面,挂上“祥记商行”的招牌,做起了买卖。他的货物比苏联货便宜,质量也好,很快就打开了销路。牧民们赶着牛羊,从几百里外赶来,用皮毛换茶叶、布匹、铁器。马占山做生意很公道,从不短斤少两,从不以次充好。他还经常送一些药品给穷苦的牧民,帮他们看病、治伤。牧民们都很感激他,叫他“马善人”。
除了做生意,马占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联络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外蒙古虽然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被苏联控制。苏联在外蒙古驻有军队,还派了顾问,控制着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们,对苏联人的统治很不满,但他们敢怒不敢言。马占山找到他们,给他们送礼物,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他不谈政治,只谈生意,谈家常,谈天气。慢慢地,他跟这些人混熟了,成了朋友。
有一次,一个老王爷喝醉了酒,拉着马占山的手,哭着说:“马老板,你是好人。我告诉你,我们蒙古人,不愿意跟着苏联人。他们是外人,不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愿意跟着中国人。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信佛,喝茶,吃羊肉。我们是兄弟啊。”
马占山拍着老王爷的背,安慰他:“王爷,您放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中国不会忘记蒙古。蒙古是中国的领土,蒙古人是中国的同胞。”
老王爷擦了擦眼泪,拉着马占山的手,使劲握了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