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的文字一行行出现，礼堂里寂静得能听见呼吸声。有人开始悄悄擦眼泪。

“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宣布一个决定。”沈砚的打字速度慢了下来，每个字都显得格外慎重，“从即日起，我将不再亲自进行高精度的微观修复工作。我的手的状况，已经无法胜任那种毫米级的、需要绝对稳定的作业。”

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呼。许多老修复师露出惋惜的神情。

“但是——”文字继续出现，“我并非离开这个领域。恰恰相反，我找到了新的位置。”

“我将转向三件事：第一，系统总结微光透染法和我在伤残后探索的所有新技术，形成可传承的理论体系；第二，培养新人，特别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认为‘不适合’做修复的年轻人；第三，启动一个我称之为‘无声修复’的计划——培训残疾人士从事文物修复的辅助工作，让不同的‘有限’碰撞出新的‘无限’。”

最后一段话出现时，于晚晚站了起来。她不是唯一的——陈主任站了起来，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站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听众站了起来。

没有掌声——因为沈砚还在打字。但那种肃然的站立，本身就是最高的敬意。

沈砚打完最后一行字，转过身，面对台下那些站立的身影。他深深鞠了一躬。起身时，于晚晚看见他眼眶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演讲结束后，沈砚被围住了。人们涌上来，不是问他技术细节，而是分享自己的故事：

一位中年修复师说起自己日益严重的颈椎病，让他无法长时间低头工作；

一个年轻女孩怯生生地说自己有轻微的手颤症，一直不敢报考修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