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水手问：“船长，你说美国人真的会买我们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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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明看着他，想了想，说：“会的。只要我们的东西好。美国人只认一样东西——好不好。好，他就买。不好，你就是他亲爹他也不买。所以我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差。”

船在大洋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他们遇见过两次风暴，一次是北太平洋的台风，一次是阿留申群岛附近的低气压。第一次风暴来的时候，船摇晃得厉害，甲板上的浪有两米高。李宗明在驾驶台站了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

第二天风浪小了，他走到甲板上，看见那个年轻水手正趴在船舷上吐。他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第一次过太平洋？”

年轻人抬起头，脸色苍白，但笑了：“船长，我没事。我就是想，这条路上的人，都不容易。”

李宗明没说话。他想起几百年前，那些坐着帆船跨过这片大洋的人，那些死在路上的人。他们更不容易。

第五节：旧金山的码头

“东北号”到达旧金山的那天，码头上来了很多人。大部分是华人，有老有小，有的穿着体面，有的穿着旧工装。他们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挂着中国旗的船慢慢靠岸，很多人哭了。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华侨被人搀着走过来。他穿着长衫，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他走到李宗明面前，拉住他的手，哆嗦着说：“我离开中国六十年了。六十年，第一次看见祖国的船。我以为这辈子看不到了。”

李宗明扶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起张学良在沈阳送行时说的话：“你们这趟船，不只是运货。是去告诉他们，中国还在。”

船上的货物很快被卸下来。大豆、煤炭、生铁，都是美国市场需要的东西。美国海关的官员上船检查，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最后说：“你们的船保养得很好。比很多美国船都好。”

李宗明听到这话，心里踏实了一些。他知道，这趟船，没有给东北丢脸。

回程的船上，装的是机床、电焊机、拖拉机零件。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东北工厂急需的。李宗明站在船尾，看着旧金山的海岸线慢慢消失在海平线下。海风很冷，他把衣领竖起来，心想：这条路，算是走通了。

第六节：回来的路

第一批留学生回国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京开会。他没来得及去接他们，只发了一封电报：“欢迎回家。”

周永年是第一个回到沈阳的。他在匹兹堡学了三年冶金，又在一家钢铁厂实习了一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两大箱书和资料，还有一台小型光谱分析仪——那是他用省下来的生活费买的。

回到沈阳那天，他在火车站等了好久，没人来接他。他自己扛着行李，坐电车回了家。他母亲开门看见他，愣了半天，然后哭了。

第二天他去东北钢铁厂报到。厂长看了看他的履历，说：“你在美国学的那些东西，咱们这儿用不上。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周永年说：“那就换设备。”

厂长苦笑：“钱呢？”

周永年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他能回答的。

但他还是去了车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厂里所有的设备都看了一遍，记了满满三个笔记本。然后他找到厂长，说：“设备可以不换，但工艺可以改。我算过了，把加热炉的温度控制改一下，把轧制工艺调整一下，同样的设备，产量能提高百分之十五，质量能提高一个等级。”

厂长半信半疑地看着他：“你确定？”

“我确定。我在匹兹堡的钢厂里干过，他们的老设备比咱们的还旧，但人家工艺好，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咱们的好。”

厂长犹豫了很久，最后说：“那就试试。”

三个月后，实验成功了。钢厂的产量确实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质量也确实好了。消息传到张学良那里，他专门让人去了解情况。回来的人说：“那个周永年，不错。”

张学良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但他让人给周永年送了一瓶酒，是法国领事送的，他一直没舍得喝。

第七节：博览会上的年轻人

1955年的东北博览会，是张学良这些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不是因为来了多少外国客商，签了多少合同。是因为他在博览会上，看到了那些他送出去的年轻人。

周永年在钢铁馆里，向日本客商介绍东北的新产品。他用日语跟人家交流，说得比中文还流利。旁边的翻译站在那儿没事干，只好帮着倒茶。

一个学机械的叫孙德明，在机械馆里摆了一台自己设计的机床。这台机床不算先进，但它是完全在东北设计、东北制造的，用的钢材也是东北自己产的。一个德国工程师看了半天，问孙德明：“你在哪里学的？”

“美国。”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孙德明笑了笑：“这里是我的家。”

德国工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很幸运。很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晚上，张学良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吃饭。他们在饭店里包了一个大包间，坐了满满两桌。菜上来了，酒也上来了。大家都有点拘谨，毕竟少帅坐在主位上。

小主，

张学良端起酒杯，说：“今天不讲官话，就喝酒。你们在国外吃苦了，回来就好。”

气氛一下子就松了。大家开始聊天，说在美国的见闻，说回国的感受，说工作中的困难。张学良不怎么说话，就是听。听他们讲匹兹堡的钢铁厂，讲底特律的流水线，讲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他听得入神，筷子夹着菜，半天没放进嘴里。

散席的时候，周永年忽然走到他面前，鞠了一躬：“少帅，谢谢您。”